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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贷“大逃亡”:中国互金平台在印尼赚钱了

来源:《棱镜》| 作者:周纯 刘鹏| 2018-06-06 13:34:21
摘要
印尼这个拥有2.6亿人口、人口数全世界排名第四的国家,突然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出海的最热之地。这些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看起来确实在印尼赚到了钱。第一批出海的互金平台已开始进入盈利期,并且有望在2018年盈利过亿。

“这里遍地都是年轻人。”一位互联金融公司的高管对《棱镜》感慨,这是雅加达留给他最深刻的印象。

他此前参加了一支一行15人的中国考察团,去印度尼西亚考察现金贷市场空间。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既有来自现金贷平台的高管,也有支付公司和第三方服务商,甚至还有一家新晋美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他们此行的目标高度一致:来印尼寻找新的消费金融市场

这个拥有2.6亿人口、人口数全世界排名第四的国家,突然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出海的最热之地。

在BluePay联合创始人Max的印象里,最早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就陆续有中国的现金贷平台来印度尼西亚考察市场,但鲜有下文。只有极少数在2017年重回印尼设立公司,招聘团队。真正热闹起来要到2017年下半年,到了11月、12月更是呈现疯狂的态势。

在春节前的数周内,类似的考察团就开始络绎不绝。印尼当地的一家支付平台,仅1月份就接待了来自中国的30多个考察团。

“以前大概是一周见一两家公司,现在平均一周得见五家。”Max对《棱镜》表示。BluePay是一家聚焦东南亚支付市场的中国创业公司,一般而言,支付公司是现金贷平台出海必定要拜的“码头”。

这些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看起来确实在印尼赚到了钱。第一批出海的互金平台已开始进入盈利期,并且有望在2018年盈利过亿。

助燃消费欲望的中国金主

人口基数庞大,人均工资低,消费欲望强——基于这些,印尼被从业者普遍认为符合开展现金贷的各项条件。

即使在雅加达核心区域,既有林立高楼,也有破败的小矮楼

《棱镜》在雅加达的几个大的商圈注意到,即使是工作日,商场里也是熙熙攘攘,虽然人均工资水平较低,但大商场的物价水平接近国内一线城市。

在印尼的商场里,随处可见号称零利率分期的促销

雅加达的拥堵全球出名,也因为此,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摩车作为代步工具。于是,在上下班高峰期,规模庞大的摩托车车队浩浩荡荡地从身边驶过,成为雅加达的一道街景。

雅加达街头浩浩荡荡的摩托车队

“蓝鸟”出租车公司的一名的士师傅告诉《棱镜》,当地一辆摩托车的价格在9000元至3万元人民币不等,而平均月薪在1900元人民币左右,对于普通人而言,得花上至少半年的积蓄才能买上一辆摩托车。

普及甚广的摩托车甚至还催生出印尼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Go-Jek,一家类似于国内滴滴打车+美团的创业平台。当地有不少上班族甚至都跑去当摩托车司机,一个月能赚2500元人民币,高于自己的上班收入。

一名Go-Jek司机正在路边等待乘客

与中国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消费,成为印尼当地年轻人最大的消费需求。目前印尼的智能手机普及率约在40%,且处于迅速普及的阶段。

Roxi Mas是雅加达北部一家大型的手机商城,《棱镜》在这里看到,来自中国的vivo、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的广告铺天盖地,占据了商场的核心位置,价格普遍在1000元—3000元人民币不等。

中国手机品牌的广告在商城的显眼位置

OPPO展台的一位本地员工Jason告诉《棱镜》,目前该商场提供手机分期消费的进驻平台有捷信和唐牛(Tangbull)两家,唐牛就是一家来自中国的手机分期平台,2016年10月在印尼上线,据其创始人何飞讲述,三个月后公司就实现了盈利。

来自商场的各品牌手机分期价目表

Jason今年25岁,是雅加达一所排名前3的大学毕业生,他目前还在实习阶段,一个月薪水为2500元人民币,他很希望得到OPPO手机促销员这份工作。

他告诉《棱镜》,与中国一样,当地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玩游戏,“吃鸡”等游戏同样风靡于此,他身边有的人一个月花在游戏上面的钱没有上限,有多少花多少。“当地人有一句话,说可以不吃,但不能不玩。”

Jason说自己不是一个资深的游戏玩家,但他的手机里依然装有五款游戏APP,他的一名女同事则向《棱镜》展示,她每月会花折合人民币25元在一个付费的音乐软件上,以及30元购买视频网站的会员。

印尼一度以强大的消费能力闻名全球,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尼2017年GDP增长5.07%,国内家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一半以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一占比高达70%以上。

国际卡组织VISA向《棱镜》提供的一份2018年全球旅游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印尼的富裕人群中有,有68%的受访者表示更倾向于在旅行中加大“血拼”力度,这一比例甚至远超中国,在亚太受访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

与旺盛的消费需求不匹配的是,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只有37%的印尼成年人拥有银行账户,其中27%有正式存款,13%有正式贷款。这意味着有超过63%的印尼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

蜂拥雅加达

先进的技术、在国内被反复验证过的成熟模式、强大的地推能力,成为中国出海平台的“核心竞争力”。

而到了现金贷这里,高效的执行力、雄厚的资金实力,更是让他们在当地如入无人之境,动辄几千万元的“测试资金”,让本土平台惊呼“太可怕”。

来自中国的公司,在产业链条上的协调效应也已经体现出来。

在同盾科技海外业务负责人马俊驱原本的规划中,越南会是他们出海东南亚的第一站。但随着中国的现金贷平台开始扎堆印尼,让他们最终改变了策略。同盾是一家提供风控业务的服务商,2017年12月他们提前进入印尼开展业务,至1月中旬已经接入30余家平台,这大致是彼时中国在印尼开展业务的现金贷平台总数。

一家现金贷平台总结的截至1月份印尼市场上的竞品

《棱镜》获得的一份市场调研报告显示,印尼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现金贷平台在30-50家,其中多以dana、Uang、Rupiah Pinjaman命名,在印尼语中,这几个词分别表示基金、现金、印尼盾、贷款等意思。

与早期落地的都是一些纯创业平台不同,多位行业人士告诉《棱镜》,这波出海潮过来的都是一些在国内已经有知名度的平台,如闪银、掌众、明特量化等等,他们有的选择投资入股的方式,有的则自己成立分公司。

《棱镜》从一家落地服务商了解到,仅第一季度就已经有200余家中国平台正在筹备或者已经落地,这些平台包括现金贷平台、贷款超市、征信机构、第三方服务商等等,涵盖了产业链的上下游。

蜂拥而至的中国创业者们甚至还带动了一些周边消费。在雅加达的central park附近,由于早期出海的华为等公司驻扎于此,慢慢地发展成为这些创业平台的聚集地。

位于雅加达中部的Central Park

90后创业者陈展在2017年8、9月份到达印尼,属于较早的一批,他创办的PT Uang Hape Indonesia在2017年底开始上线,他也见证了这一波创业潮的兴起。

由于工作需要,陈展经常往返于上海和雅加达两地,他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机票价格越来越贵。“以前上海飞雅加达的东航才几百块钱,后来再也没有了,经济舱涨到了两三千,头等舱贵的时候九千多。”

而雅加达CBD附近的高档酒店,也因为中国考察团扎堆入住,价格水涨船高,“以前住香格里拉的价格,现在只能住pullman(铂尔曼)。”一位当地创业者向《棱镜》抱怨。

“没办法,国内不让做了,只能被逼到这儿讨生活。”在雅加达CBD的一家酒店门口,周扬(化名)双手交叉在胸前,漫不经心地向《棱镜》讲述起他过去一年的经历。

如果不是国内12月份的那场监管风暴,他现在或许还过着月入上亿元的生活。周扬此前曾是国内一家现金贷平台的负责人,该平台一个月的放款规模在20亿元人民币左右,净收入在8000万—1亿元人民币。

然而,从2017年11月份,中国监管层开始针对现金贷出台一系列政策,从暂停批设小贷公司,到非持牌机构不得从事放贷业务,直至12月1日出台《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监管靴子正式落地,现金贷行业戛然而止。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政策不是“一刀切”,而是“一刀一刀切”。P2P、银行、信托都不能给现金贷提供资金,导致资金供给受到了重大的影响,这对于以“共债”为核心的现金贷行业而言,无疑是灭顶之灾。

一位现金贷平台负责人告诉《棱镜》,监管“一刀切”让不少平台此前的盈利也搭了进去,“据我所知有亏钱的,有少赚的,本来能赚6个亿,最后只赚了3个亿。”

陈展是行业里调整比较快的。2017年8月份针对ICO的“一刀切”,让他们见识到政策出手的速度之快和力度之强,他们判定国内针对现金贷的监管也会很严苛。综合评估之后,他们决定在行业最高点的时候退出现金贷,同时开始着手启动海外业务。

周扬在印尼投资了从中国来的创业平台,曲线进军印尼市场。但在他的眼里,印尼的现金贷市场还太早期,目前全部平台加起来一天的放贷规模约在1000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当初国内一天放贷一个亿的平台比比皆是。“根本没法比。”

现金贷从业者眼中的理想之地

中国规模庞大的蓝领阶层,支撑起现金贷成为2017年的最大风口。同样的逻辑也正发生在印尼这座东南亚海岛上。

按照联合国2016年世界人口排名,印尼人口接近2.6亿人,仅次于中国、印度、和美国。且印尼的平均年龄约为29岁,当地人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2000元人民币这一区间。年轻人多,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移动互联网普及——现金贷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在印尼统统具备。

这也是熊猫科技(Panda Technology)创始人高晓周做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他曾是国内一家互联网巨头金融科技板块基金投资的负责人,主导了对几家国内和印尼现金贷公司的投资。在他看来,印尼的人口结构优于中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中,消费需求旺盛,从宏观市场来看有消费金融的土壤。

其次,印尼本地没有比较大的现金贷或者消费金融类玩家,而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具备,涌现出了如Go-Jek这样的独角兽。此外,它的互联网流量集中在Google、Facebook、Instagram这几大平台上,非常有利于推广获客。

出于对这一市场的强烈看好,高晓周甚至辞去了前述职位,选择了自己出来创业。其方向是做国内和东南亚市场的金融科技数据和流量生态,新公司短短数月已取得不错的数据表现,同时大获资本青睐,完成多笔融资。高晓周表示,“未来也不排除会做消费金融以及现金贷业务”。

据《棱镜》了解,目前印尼现金贷平台的获客成本极低,约在2—3元人民币左右,因为无论是贷款超市,还是风控数据,都还处于前期免费推广使用的阶段,成本大大低于国内。

除了上述原因,印尼对科技金融采取的相对宽容的沙盒监管模式,也是吸引中国创业者们的一大因素。印尼金融监管局(OJK)于2016年底颁布了P2P业务监管细则,金融科技平台必须向OJK注册后才能开展业务,在注册的一年之内,平台应向OJK申请许可证。

此外,《棱镜》获得的一份由印尼金融科技协会(Aftech)调研的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印尼共有235家金融科技公司,其中支付领域最多,占比39%;借贷类平台占比32%。此外,53.4%的公司是在2015年—2017年间成立,不少公司已经初具规模,员工数目超过100人的公司占比32%,表明这是个新兴且快速发展的行业。

该报告还深入研究了印尼科技金融用户群体特征:25—35岁,月收入在500元—1500元人民币,接触移动互联网的用户。

印尼金融科技用户的画像

复制中国玩法

多名从业者告诉《棱镜》,目前印尼的PDL(payday loan,发薪日贷款)的日利率普遍在1%(年化即365%),商品分期的利率也普遍在100%以上,均高于国内的利率水平。

这基于两点,一是印尼的利率市场化程度较高,有的信用卡年化利率也在36%以上;二是因为印尼当地的征信环境较差,坏账较高,需要用更高的利率来覆盖高风险。

周扬告诉《棱镜》,印尼的现金贷坏账率在10%左右,比国内至少高出30%,但其他诸如人力、租金之类的成本比国内低。此外,国内现金贷盛行的“砍头息”,同样被复制了过来,砍头息约在15%左右。

作为被国内验证过的成熟模式,中国的现金贷平台从产品设计、营销推广、到资金合作这一整套流程都已得心应手,也是他们无往不利的秘诀。

以现金贷最为重要的获客为例,陈展告诉《棱镜》,早期的中国游戏、直播、工具类的平台出海,已经把这边整个营销生态初步建立起来了。据他介绍,目前印尼本地最多知道怎么做SEO(搜索优化),但是基于移动端的DSP(需求方平台)营销、ASO(应用商店优化)营销等,仍然处于空白,而这些在中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模式,作为一项基本的技能已经炉火纯青。

而充足的资金实力,更是让中国的创业者们在当地如入无人之境,所向披靡。

《棱镜》从当地的从业者处获悉,很多平台在上线之初会先拿1000万元“试试水”,再慢慢滚雪球。“1000万是普遍的起步资金,更高一点的三、五千万元也有。”

“这简直难以置信!”在雅加达君悦酒店的大堂里,Dino放下手中的咖啡,耸耸肩,做出一个摊手的手势。Dino是印尼本地人,在华尔街工作5年后,他回到雅加达,创办了一家名为AwanTunai的线下分期借贷平台

一家刚刚在印尼落地的中国平台告诉Dino,他们将用1000万美元作为第一个月的test money(测试资金),这让他目瞪口呆。要知道,像cicil这样知名的本地分期平台,累计放贷余额也才100万美元

在Dino看来,在印尼在线借贷这一领域,中国公司将会胜出,“因为他们的钱更多,技术更先进,数据分析能力也更强。

周扬也直言不讳地告诉《棱镜》,他们平台最不缺的就是钱,他们也曾经和印尼本地的VC(风投)有过接触,但最后发现,“风投的钱还没有我们多呢!”

据《棱镜》了解,目前几家头部平台的月放款额在数千万元,盈利也在百万元级别。“今年会出现盈利过亿的平台。”一位熟悉行业的投资人士对《棱镜》表示。

支付和征信成难题

然而,所有淘金之路绝非坦途。支付和征信就是摆在印尼消费金融市场的两只“拦路虎”。

几乎所有的创业者都向《棱镜》提到,支付是当前在印尼开展线上业务的最大阻碍。与国内方便快捷的第三方支付的高普及度不同,印尼的电子支付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一家独大的支付公司能对接所有的银行接口,用户甚至需要通过线下的便利店或者ATM机去还款。

“怎么把钱借给用户,这在中国连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在这儿反而要去想,因为这里不是很多人都有银行卡,电子钱包的渗透率也非常低,也没有一个类似支付宝这样的平台。”马俊驱向《棱镜》表示。

印尼商场仍以银行线下收单POS机为主

在Max看来,中国的支付领先印尼至少5年。而对于互联网世界来说,五年已经是很吓人的一个台阶,“要知道五年之前微信才刚刚起来,微信支付还没有出现。”

周扬也认为,印尼还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慢慢将电子支付用户培养起来,现在就好比2014年的中国,开始在陆陆续续地铺设场景。

风控问题则是另外一大掣肘。一个人可以办理多个身份证、车牌号和手机号,实名制尚在慢慢推进中,这对于线上风控而言,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Dino告诉《棱镜》一组数据,印尼每个月的手机号码的流失率高达30%,超过80%的人没有银行的信用记录。在他看来,印尼的在线借贷不会像中国发展那么快,因为还有很多的基础设施问题没有解决,这也是他当初没有选择线上业务的原因。

虽初来乍到,但马俊驱已经明显感觉到,这边做风控比国内早期时候的难度更大,例如无法通过手机号码查看归属地、一个人可以有几个身份证号码等等,“很多规则都没建立,可以参考的数据太少。”

由于相互交叉验证的数据远没有国内那么丰富,所以他们需要用到很多其他的手段,比如设备指纹、人脸识别等额外的维度。这无疑会增加风控的成本。

在这里,技术变成了更为重要的手段。马俊驱向《棱镜》举例,假设有几个不同的身份证号码,但系统识别出这些号码用的是同一部手机,就基本可以判断为同一个人。

除此之外,由于中国较为严苛的外汇管制,大额资金无法出境也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在拿到OJK批准的网络借贷牌照之前,平台不可能在本地募资。于是,前述可以海外发债的美股上市平台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该平台CEO告诉《棱镜》:“很多中国伙伴特别想跟我们合作,让我们去发债募资,他们支付给我们利息。”

监管已经在路上

如果说前述遇到的一些难题,还能通过自身或者行业的共同努力,来慢慢改善。那么印尼OJK的监管态度,则是始终悬在所有从业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以致命。

OJK官网在去年10月份曾发布一份《2017年—2022年的发展规划》,制定了十项主要政策及实施方案,其中,第七条是通过适当的监管,来优化金融科技的发展。具体而言,将加强对印尼金融科技的监管,确保国家能从行业发展中受益,并控制好风险,不留下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

经历过几次金融危机的Dino认为,199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监管者来说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因此监管机构采取非常保守的态度,现在印尼金融科技的体量还很小,尚未引起监管当局的足够注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无论从经济管理还是宗教角度来说,监管者都不会允许高利率的存在。”

事实上,监管已经在路上。《棱镜》从多名从业者处获悉,今年3月,OJK当局约谈了多家未注册的平台,并开始严格执行“需向OJK注册后才能开展业务”这一条。这让原本想忽略监管直接做业务的周扬,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注册的事情。

根据OJK官网公开的数据,截至2018年5月,已经在OJK正式注册并获得监管许可的网络借贷平台有51家,其中本土平台34家,海外平台17家。据《棱镜》不完全统计,其中来自中国的平台约占三分之一。

OJK官网公布的网络借贷平台注册详情

多位从业者对《棱镜》表示,现在向OJK提交注册申请的难度越来越大,多了很多之前没有的规则,如对外资身份的审核、股东的审核、对系统和人员的要求等等,门槛比之前提高了不少。

而下一步OJK是否会出台针对P2P的利率上限等具体要求,成为从业者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棱镜》了解到,在日趋严苛的监管政策之下,这股出海潮正在降温。Max就明显感受到,这两个月前来“拜码头”的平台已经少了很多。

这在包括高晓周在内的从业者看来,行业降温并不是一件坏事。监管政策让那些想赚快钱的平台知难而退,留下的都是想踏踏实实做业务的平台。他们主动去和监管沟通,越来越合规,并且开始盈利。

当《棱镜》问及周扬,有没有信心能顺利通过注册时,他的回答很坦率:没把握!“但仍然要去尝试。”他补上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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