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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元年为什么会是2013年(二)

    2017-11-02 14:16:36 分类:行业深度 作者:诸子要说

    在“2013互金元年回顾一——资产证券化风口上的那只猪”一文中,笔者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爆发的大背景做了梳理。但是回归到互联网金融行业本身,其在2013年的爆发,除了宏观的经济和政治大环境,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互联网金融,本质还是金融,其爆发与国内金融业或者说金融服务需求增长,尤其是个人金融服务需求的爆炸是分不开的。

    金融,从农业社会到工商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其作用和角色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和演进。

    在农业社会,经济社会区域性、封闭性强,货币供应少、金融需求少。这一时期,金融更多仅是承担最朴素的货币功能,即简单支付结算。

    进入工商业社会,经济社会大幅开放,跨区域、国际化成为主流,货币供应大幅增加,金融需求快速增长。这一时期,金融功能丰富化,由简单支付结算到信贷,再到资源配置(如期货),但更多的是还是服务于生产和贸易 。

    进入到信息社会,全球一体化、开放化,经济虚拟化,金融与实体货币开始脱钩,金融需求急剧膨胀。金融渗透到经济社会方方面面,最为突出的表现为服务于个人需求的金融功能爆发式增长。

    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互联网。2012年中国网民规模突破5亿人,2013年中国网民规模突破6亿人,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人都和互联网有过亲密接触,互联网已逐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6亿网民代表的巨大“人口红利”,让人们看到了互联网经济的广阔空间,2012年的五次电商大战、千团(购)大战,都是这正红利下的产物。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数字化新世代的兴起,深刻改变了国内客户的金融意识和行为,消费者越来越希望决定和主导自己获得的金融服务及投资决策。客户行为的改变,也在倒逼整个金融行业发生改变,包括金融服务的生活化、金融服务覆盖客群的下沉、金融服务地域覆盖的拓展[1]。

    金融服务的生活化是指金融服务和产品深度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客户既有的消费体验中无缝提供金融服务,吃、穿、住、游、购、行、娱,只要涉及到金钱往来,生活场景的各个环节都被互联网金融侵入。

    金融服务覆盖客群的下沉同样显而易见。传统的银行网点和客户经理体系均是围绕私人银行客户、财富管理客户和理财客户展开,然而中国市场的主体仍是普通家庭的大众型客户,他们代表了大部分金融需求,但实际情况是这些客户往往最缺乏金融服务,他们通常达不到5万元人民币的银行理财门槛,缺乏有关股票基金交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只懂得简单的储蓄;同时又因为缺乏有效的抵质押物和完善的信用记录,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但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金融服务所覆盖的客户群真正下沉到那些广泛存在却长期受到忽视的普通大众家庭。余额宝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成功正是这一动力的最佳证明,2013年其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家庭月收入在1万元人民币以下、对网络金融接受度较高的近2亿客户。

    金融服务地域的拓展。一般来说,传统基金公司在渠道拓展方面通常只关注北上广深以及部分东部沿海发达省份。而新兴的网络货币基金产品则完全打乱了传统的地域布局。余额宝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40%的余额宝账户来自三四线城市。

    互联网不仅是一项工具,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效率,更是一种全新思维模式,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万物皆可互联,跨时间、跨区域、跨业态,碎片化的应用等等,颠覆了很多传统的业务模式。

    互联网思维赋予了金融业更大的梦想,而互联网技术则给了金融业实现梦想的条件。

    技术进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极大地改变了金融[2],金融的需求和供给也因此得到了更好的匹配:从需求来看,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使得客户随时随地处于“连接”和“在线”状态,其偏好、行为甚至心情都能够实时发现和追踪,从而使金融需求显性化;从供给来看,大数据分析丰富了营销和风险控制手段,云计算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并提高了效率,网络技术实现了24小时、不限地点的服务供给。

    2013年11月11日,余额宝参加“双十一”大促销,阿里云完成了1679万笔赎回和1288万笔申购的清算工作,成功为639万用户正确分配收益,完成所有清算工作仅花费46分钟,而这在之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对于国内互联网金融的爆发,除了上述原因,监管的包容也是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套用一句国内股市的名言,任何牛市都是政策牛市,对互联网金融而言也十分适用。

    尽管当前的强监管环境对互联网金融的形成了强力的压抑,但不可否认的是,行业发展之初监管的包容性所创造的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也是行业得以爆发和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这表明互联网金融已进入决策层视野,互联网金融创新在政府层面正式获得认可。此外,监管高层同样对互联网金融体现出支持和规范并重的态度,例如,央行行长周小川曾重申在金融领域“鼓励科技的应用”。

    事实上,由于互联网金融本身的创新性,监管层对行业的包容一方面因为是监管部门本身对新生事物的不熟悉之外,包括监管分工和监管重点都处于摸索之中,但互联网金融发展之初总体规模毕竟有限,监管部门有自信在发生危机时在不造成较大影响的情况下“灭火”。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乃至更高层恐怕是有意以一种不干涉的态度在旁观察行业发展,并试图为国内经济增长寻找新的范式(以及如“2013互金元年——资产证券化风口上的那只猪”一文中所述,要为居民寻找增长收入和促进消费的途径)。

    综上各种原因,国内互联网金融在经过近十年的积累之后,终于在2013年借助“余额宝”的爆发这一契机,迎来了行业整体的爆发,互联网金融元年就此确立。

    [1]摘自:BCG.《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2020—新动力、新格局、新战略》.2014

    [2]摘自:BCG.《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2020—新动力、新格局、新战略》.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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